兩岸德先生賽先生之爭 可以雙贏

天境傳媒 報導
兩岸兩岸2019-05-09

(中時社論)

100年前的5月4日,北京3000餘學生舉起白色旗幟遊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喪權辱國,風潮擴散引發多省學生、民眾、工商界及勞工的呼應,並帶動文化界對中國前途的思辯。這場由愛國運動升級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百年之後的今天,那樣為國為民的熱血拚搏,以及對社會文化的深刻自省,仍然是推動國家進步的強大力量,值得我們記取,而百年前開啟的這場思辯,仍將繼續影響中國大陸及台灣的前途。

五四運動爆發的導火線是一戰結束後,列強在巴黎和會中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當時段祺瑞的北洋政府打算簽字同意,梁啟超緊急發電報通知國內,此事曝光後民眾群情激憤。以新潮社為首的北大學生製作3000多面旗幟,串連13所院校學生在5月4日發起遊行,口號是「外爭主權,內懲國賊」,國賊指的是與日本簽《21條款》的曹汝霖、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曹宅被遊行學生闖入縱火,章宗祥遭毆打。這場遊行點燃了燎原之火,多地出現示威遊行、罷工及罷課潮,在舉國沸騰的民怨下,北洋政府終於拒絕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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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這是一場捍衛國家主權的抗議活動,但它的時代背景,卻是知識分子及智識漸開的民眾對國家積弱受列強欺壓感到憤怒,並且渴望國家振作強盛。清末以來的中國在列強壓迫下簽訂許多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到外國人侵犯主權奪取利益,國恥的沉重羞辱深刻入骨。當時9成人口是文盲的中國,在軍事、工業、科學、醫學等知識上均落後西方一大截,這種落後同樣帶來恥辱感。從這段時期開始,中國接收到更多西方文明,而接觸新知最多的知識菁英益發對國家的落後與受辱產生義憤,在熱血與使命感的驅動下,開始挑戰現狀,改革體制。

這種對中國沉痾的省思,以及對國家進步的追求,在政治上是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追隨他的年輕人拋下愛妻稚子勇敢赴死,只為了推翻腐臭老朽的滿清,建立一個嶄新國度。在文化上,各種新思潮的引進、激盪與論辯,對千年傳統文化與思維模式造成了根本性的撼動。胡適、陳獨秀以《新青年》雜誌為陣地,與李大釗、魯迅、劉半農、錢玄同等人鼓吹「新文化運動」,以「德先生與賽先生」為標榜,用英文諧音為名,指的是用「民主」與「科學」來救國。

當時國人對列強欺壓深感恥辱,對落後疲弱的國家恨鐵不成鋼,普遍渴求國強民富,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巴黎和會像火柴般引爆了五四運動,也助長了對傳統文化深刻批判的新文化運動。但中國的命運並沒有像五四先賢所期望的那麼坦順,雖然最後山東交還中國,神州大陸卻在連番動盪中受盡煎熬,北洋政府之後是日本侵華,8年抗戰的生靈塗炭結束,中國又陷入兩岸分裂。台灣在美國支持下逐漸走向西方民主自由體制,大陸則在大躍進與文革浩劫的災難後,開始經濟開放,並在國際舞台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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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兩岸走上了不同的體制,意識形態與思維模式也有差異。在某種程度上,雙方好像一個是「德先生」,一個是「賽先生」。台灣擺脫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化,獲得舉世肯定;大陸一黨專政強調愛黨愛國,但在治理效能、經濟與科技發展上頗有成績。不過五四先賢在提出「德先生」與「賽先生」時,認為二者是促進國家進步與文明發展的兩個輪子,應該相輔相成齊頭並進,並不是切割為二而各行其是。

兩岸的現狀其實是兩種制度的競爭,也可以視為在中國土地上德先生與賽先生的一場歷史賽局。二種制度的優點、缺點都清楚呈現在世人面前,也可以讓兩岸人民比較、省思。這種競爭不需要是你死我活的局面,二種制度也不必然相斥,如果能相互理解學習,逐漸作體制上的截長補短,結果可能是雙方共同的進步,以及彼此距離的拉近,而這個過程可以促成體制的融合。百年前呼喊改革的五四領袖們,渴望著國家富強、社會進步與百姓安康,今天的我們,何嘗不是抱持著同樣的夢想,繼續堅持五四的追求,才能延續國家前進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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