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台灣選舉的境外因素?

天境傳媒 報導
政治政治2018-11-21

(中時社論)

俄國被指控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暗助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的「通俄門事件」,雖然川普團隊斷然撇清,認為川普勝選和俄羅斯因素無關,卻依然造成美國社會分裂的後果,可見外力介入選舉,是美國法律和公眾不能接受的禁忌。日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莫健在媒體專訪時表示,有「外在勢力」試圖改變台灣風向,散播不實訊息。言下之意是要民眾提防大陸「銳實力」介入,幫助主張兩岸和平的台灣團體或人物。

常識告訴我們,主權是現代國家的象徵,其首要原則就是對外獨立。對外獨立的關鍵特徵就是阻絕其他國家對本國事務的干預和介入。近代歐洲早期的主權觀,本是源自反對羅馬教廷對內政的介入,發展到後來,在君主國的王位繼承與共和國的首長與議會選舉中,外國介入變成絕對禁忌,嚴重時會引發戰爭,歷史血跡斑斑可考。這樣看來,美國友人「反介入」的提醒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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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損害主權獨立的外國介入,雖被各國深惡痛絕,但國力不對稱、主權不完整和干預的無所不在,卻是國際政治的現實和常識。聯合國、歐盟、各種全球或區域貿易協定,還有裁軍、限武條約,加上活力無窮的國際組織、多國籍企業與社群網路,都對主權獨立的理想造成不同程度的介入和限制,所以我們近日看到川普政府各級官員譴責條約與國際組織限制了美國主權。超強如美國,主權獨立還是要受到境外因素的干預和介入,可見境外介入現象絕對是不爭的事實。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前美國在台協會高雄處長杜維浩日前在社群粉絲貼文,在競爭激烈的選區,明顯支持特定的政黨與候選人。許多觀察家研判,在貿易戰與中美「權力移轉」危機的背景下,美方似乎已放棄對台灣各政黨維持中立的立場,偏好趨於明確,甚至以國會立法形式釋放訊號,鼓舞主張對華全方位制衡的政黨,疏遠偏向「和陸」與避險的其他政黨。

至於是否透過資訊、情報,以及反洗錢等進行合作,協助台方司法單位針對特定陣營的行為樣態進行偵察,則仍是處於傳聞階段。

上述這些跡象已經引起許多關切,原因有三。首先,畢竟美國是台灣安全領域最重要的夥伴;其次,美國與政、經、軍、企各領域的台灣菁英層有著既深且廣的複雜關聯;第三、美國揚棄對台內政中立的傳統立場,似乎證實一種州官與百姓不同、華府與北京不同的「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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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美國因素」過去一向深為北京所忌憚,也為台北朝野所畏重。台灣舉行形式堪稱綿密、公正的選舉已有20餘年,美國一旦開始運用經濟力、資訊力,甚至公權力在選舉中扮演藏鏡人,不僅中華民國主權與形式上選舉的公正會嚴重受損,代理人之爭會使台灣社會比美國更加極化,美國也將大幅喪失在台灣社會的公信力,結果還將使台灣選舉日後失去政黨公平競賽、調節社會衝突的正當性,對選舉失敗的一方,自由憲政秩序也不再有說服力。無庸置疑,大陸對台灣選舉一向高度關切,希望以「銳實力」產生間接作用,進而影響選舉結果,但陸方避免就選舉事務表態,國台辦也多次宣示不介入台灣選舉。

境外兩強對台灣選舉有偏好已無可避免,盲目認為他們將奉行不干涉他人內政,必屬緣木求魚。如何面對與規範兩強的介入,恐怕才是當務之急,畢竟自己的選舉自己辦,手握選票的國民才是主人。台灣社會應該建立一種平和的心理準備,去面對北京與華府在各級選舉中越來越公開的偏好,並根據自己的價值信念與切身權益,做出一次又一次精明而冷靜的評斷。

我們也要籲請華府與北京對台灣人民的選擇應有信心。北京志在統一以振興中華,兩岸同為中國人,應致力「心靈契合」、「水到渠成」的統一,有責任說清楚對台政策;華府志在確保美國第一,以護持單極霸權地位,但又何必陷入「注定一戰」的宿命。最重要的是台灣自己,注定成為美中世紀之爭的決賽場,應如何因應兩強的介入?

台灣有自己的利益,兩黨候選人應提出能穩定區域和平、讓台灣民眾過好日子的政見,贏得多數民眾支持,讓兩強「介入」選舉,成為建設性的力量。單邊依賴一方、仇視另一方,絕非理性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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