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創新獲諾貝爾經濟獎的政策啟示

天境傳媒 報導
科技科技2018-11-06

(工商社論)

2018年諾貝爾經濟獎桂冠頒給兩名美國學者:耶魯大學教授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紐約大學教授羅默(Paul M. Romer),諾貝爾委員會表示,兩人獲獎是表彰他們對長期經濟成長的影響因素提出新的分析架構;諾德豪斯成功將氣候變遷與環境因素整合至總體經濟分析,而羅默獲獎的理由是提出「科技創新」對長期經濟發展的洞見。

國內媒體對諾德豪斯的獲獎有較多報導,主要可能與近年全球氣候劇烈變遷,給各國帶來巨額的經濟損失,因此外界對於諾氏的研究特別「有感」。然而羅默對科技創新在經濟成長所扮演的角色的研究發現,對政府的施政似乎應更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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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的根源,向來是經濟研究的大哉問,而羅氏對技術變革的開創性研究,為長期經濟成長的續航力之謎提供了有力解釋。在此之前,雖然一般咸認技術變革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一直無法對其成因給予令人滿意的解釋。

 

傳統的研究認為,技術變革的發生是外生決定的,也就是基於偶然機率且沒有成本,但羅氏告訴我們,技術變革的發動是內生決定,是植基於對知識資本的投資,是一種由創意和想法(idea)所帶動的良性循環機制。社會可透過有意識的投入研究發展、累積人力資本,擺脫生產要素投入(非技術勞動力與有形資本)終將面臨無效率使用所產生的邊際產量遞減的宿命。而企業從事研發活動,可創造超額利潤,並為社會形塑出有利永續成長的條件。

事實上,若我們回顧20世紀以降全球科技的發展脈絡,即可深刻感受到科技變革為全球經濟及產業發展所帶來的顯著影響。美國著名軟體創投公司「杭姆-溫布萊德」創辦人溫布萊德(Ann Winblad)指出,1950年迄今,全球歷經了七次重大的科技變革。第一波變革發軔於上個世紀的50至70年代,當時大型主機和迷你電腦是代表性產物,戈登.摩爾也在1965年發表了著名的「摩爾定律」,預先揭示了未來電腦處理效能的進步軌跡。而90年代發酵的第二波變革,主要聚焦在電腦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造就了微軟與甲骨文兩家軟體巨人。台灣電子業也約莫在此時搭上了Wintel架構的PC黃金時代。

第三波科技變革將電腦使用者正式帶進網路世界(網路1.0),這個時期誕生了兩家當今深具影響力的網路巨擎-谷歌與亞馬遜。而隨著網路基礎建設的布建漸趨完備,為雲端服務和行動運算應用拉開序幕(網路2.0),緊接在後的是巨量資料(第五波)、物聯網(第六波),以及目前掀起全球科技社群及創投界熱議的人工智慧(第七波)。前述所提及的企業、技術、產品及服務,持續以不同的型態對全球科技與產業發揮影響,並持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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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歷次重大科技的發展歷程,有兩個主要特徵:第一、在2001年網路科技泡沫破滅之前,市場對於網路及通訊技術的狂熱投資,為開啟「網路2.0」時代提供了肥沃的發展土壤,亦縮短了往後各階段科技變革所衍生的新興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時間。其次,新興科技的擴散應用,造就了相關企業的營收規模呈指數型成長,溫布萊德指出,微軟花了15年達到10億美元的營收,而谷歌和臉書只用了不到5年。

內生技術變革理論為科技變遷的經濟影響提供了有力解釋,同時亦給政府帶來許多政策啟發。首先,是政府的角色。由於研發成果具有正向外部性(創新外溢),投入研發的企業無法完全享有應得的研發報酬,因而會降低民間投資意願,使得民間研發投資會低於最適投資水準。因此,必須透過政府支出來填補民間研發的投資缺口,同時也需要政府與時俱進的調適法規來保障知識產權。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科技政策可化被動為主動。過去政府促進民間研發多從供給面著力,如給予廠商補貼、減稅、協助人才培育等,但近年國際政策社群開始倡議,科技政策制定可改採需求導向(demand oriented)思維,將政策施力點由技術拉動(technology pull)轉為需求驅動(demand driven),針對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議題,讓科技政策成為橋接科研成果供需的催化劑。例如,政府對民眾購買新技術產品或服務給予補貼,或者進行具明確技術需求的政府採購;前者如補貼民眾購買國產節能產品,後者如政府採購遠端醫療照護系統整合服務,在解決民眾遠端醫療需求的同時,亦引導產業進行技術整合與產品創新。凡此種種,都是需求導向的政策思考。

技術導向思維,常被歸納為我國產業轉型不順的主因之一。事實上,政府施政也常不自覺地陷入一廂情願的供給導向思考。政府資源有限,面對快速變遷的外部環境,主政者應時常有意識的換位思考,期許自己成為政策企業家,提出能夠滿足社會需求的科技「創新」政策,讓科技創新真正成為驅動國家永續發展的有效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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