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打貿易戰 後座力大

天境傳媒 報導
國際國際2018-11-02

(經濟日報社論)

今年3月以來的美中貿易戰始終沒有止息跡象,讓各界開始認真評估演變成持久戰的可能性與衝擊,尤其是美國總統川普的民意支持度依舊居高不下,使其有持續對中國施壓的政治資本。但掀起貿易戰對美國是否為聰明之舉,當前國際輿論多半抱持質疑立場,一方面是基於經濟學理論的考量,另一方面則是過往經驗顯示,美國在貿易戰得利的例子甚少,且代價往往超乎想像。

先就經濟學理論來看,國際間的貿易活動雖可讓交易雙方透過專業分工的方式,使生產效率極大化,進而提升雙方所能消費的財貨數量,卻也會衍生產業外移與勞工失業問題等副作用。此時,理應透過所得重分配的機制加以調和,但執政者常將其視為損害國家利益的嚴重威脅,遂掀起貿易戰等政治手段因應,導致兩國生產效率受到貿易壁壘所抑制,也使貿易雙方的福祉降低,可謂百害而無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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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近代美國幾次貿易戰而言,除了1980年代雷根政府與日本間的貿易衝突外,其餘幾次都以失敗收場。19世紀末,美國為了保障本國金屬與羊毛產業,曾對加拿大啟動關稅戰爭,加拿大也調高美國的農產品進口關稅,做為報復。這場俗稱為麥金萊關稅(McKinley Tariff)的貿易戰,在短短數年間,令美國對加拿大的農產品出口數量砍半,國內物價也因關稅墊高生產成本而飆升。與此同時,加拿大轉向強化與英國的貿易關係,使未曾捲入美加爭端的英國成為最大受益者。

時至20世紀30年代,胡佛政府為了保護國內工業,啟動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提高逾2萬種產品的進口關稅,且以歐洲國家為主要對象。歐洲國家自然回以報復性關稅,造成美國進出口雙雙銳減過半,不僅使工業產能過剩問題惡化,更催生了之後的經濟大蕭條。相對地,蘇聯則適時承接美國流失的市場,讓歐洲國家與蘇聯間的貿易額大幅成長。最終,美國不僅未能從中獲得任何好處,還讓最大敵人坐享漁翁之利,顯見貿易戰或許能嘉惠被保護的產業,但其他經濟或政治層面付出代價卻更大,實為得不償失的最佳例證。

既然如此,為何川普敢於一試?或許與他偏愛師法雷根有關。畢竟,雷根主政時期對日本施壓,使日本自發性的實施汽車出口限額,乃是美國貿易戰史上的少見勝利。因此,以川普為首的保護主義者認為,美國可仿效過去經驗向中國施加壓力,迫使其改善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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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年美日貿易衝突沒有演變至兩敗俱傷的局面,主要是雙方都有所讓步,亦即美國最終並未對日本輸出的汽車課稅,而日本則自發性的限制汽車出口數量,使美日雙方實際地針對貿易不對等現象,進行經濟利益的重分配。但過去美日間的妥協範本看似成功,卻絕難複製在當前的美中貿易爭端上,原因在於當年日本並非僅著眼於貿易利益,更有美日安保條約的考量。也就是說,政治利益才是日本決定讓步的真正主因。類如今年歐盟決定降低美國汽車關稅,促使歐美貿易對抗休兵的情形。

換言之,川普想打贏美中貿易戰,絕對需要對手「配合演出」。但當前美中之間並不存在如美日或美歐般的同盟關係,遑論美國以國安之名發動貿易戰,等同將經濟對抗轉化為政治衝突,更讓以泱泱大國自居的北京政府勢難妥協。有趣的是,今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IMF)所做的情境分析指出,若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反而會讓有轉單效應的日本、歐盟等國家經濟成長加快,重演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歷史戲碼。至於同樣未捲入紛爭、有轉單效應的台灣,是能如IMF預期亦分得若干漁翁之利,抑或因兩岸經貿關係緊密,遭受池魚之殃,仍需視美中貿易戰後續發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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