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哲 的個人行為與兩岸惡化無關

天境傳媒 - 社論
社論HeadlinesNationPoliticsWorld社論2017-06-01

台灣前民進黨黨工、現任NGO工作者之『李明哲』因被大陸認為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而被捕並接受有關部門調查,自今年(2017年)3月起迄今將滿90日。事件爆發後,李明哲之妻子『李凈瑜』先後在媒體前自曝或主導如「掮客關說」、「大鬧桃園機場」、「赴美告洋狀」及「回台痛批蔡英文見死不救、置若罔聞」等慷慨激昂、話題性十足之新聞,成功吸收輿論目光。以致事件本身即「李明哲究竟涉嫌觸犯中國大陸何種罪刑」此焦點已逐漸遭受刻意模糊,甚至為若干有心人士加以利用,圖謀政治利益者、見縫插針挑撥離間者、藉機挑唆兩岸情感者,陰謀四起、諜影幢幢,族繁不及備載,想像力則豐富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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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者為,包括台灣民間司改會、台灣人權促進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等NGO團體,日前共同在法務部外召開記者會,指摘中國大陸違背大陸刑事訴訟法及國際法上基本原則云云,訴求中國大陸即刻釋放李明哲,並要求法務部要有所行動。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申訴中心主任『蕭逸民』甚至對媒體表示:「李明哲一案不是個案,蔡英文政府有沒有辦法掌握,台灣有多少人像李明哲一樣在中國被逮捕、無法接見律師以及人道探視?它凸顯的是台灣人司法人權的危機。他也認為,正因為李明哲案不是個案,所以法務部的聲明太過軟弱」,義憤填膺而振振有詞;李凈瑜更在「李明哲國際救援小組」之陪同下,於5月19日前往美國華府「尋求救援」,參與美國國會舉辦主題為「在中國被失蹤、被囚禁、被酷刑:太太們為丈夫們的自由呼籲」之聽證會。一時之間,中國大陸因李明哲案,再次被塑造成教化、法治所不及的蠻貊之邦。

 

然而,實際檢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編「總則」第四章關於「辯護與代理」之規定,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以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第32條)」、「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第1項)。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採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間要求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及時轉達其要求(第2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監護人、近親屬代為委託辯護人(第3項)。辯護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託後,應當及時告知辦理案件的機關(第4項)。」;第34條為強制辯護案件;第35條至第36條則為辯護人角色功能之宣示規定;而與李明哲案較有關連者,乃第37條關於律師接見通信權,條文則明定:「辯護律師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和通信(第1項)。辯護律師持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託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第2項)。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在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許可。上述案件,偵查機關應當事先通知看守所(第3項)。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瞭解案件有關情況,提供法律諮詢等;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第4項)。辯護律師同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通信,適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規定(第5項)」。總體而言,大陸之刑事訴訟法與台灣之刑事訴訟法兩相對照,對岸關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辯護權、律師接見通信等防禦權之保障,並不比台灣刑事訴訟法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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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前述諸條文之用語,遠較台灣之刑事訴訟法白話而平易近人,即便不具法律專業素養之普通百姓,在耐心閱讀後應不難理解條文文義,則何以蕭逸民之輩卻對媒體大放厥詞,漫稱「台灣有多少人像李明哲一樣在中國被逮捕、無法接見律師以及人道探視?」甚至以「它凸顯的是台灣人司法人權的危機」等危言聳聽之詞,刻意藉由司法個案,再次扭曲栽贓地將中國大陸描述為視人權保障如草芥之蠻荒之地?其動機不無可議之處,李明哲在大陸涉嫌觸犯法律,不思如何在大陸法體系下檢視李明哲觸法之原因及擬定答辯、防禦之方向,卻逕赴國外告洋狀、公然謾罵大陸法制不彰、法治落後、人權保障如何不足等,難免予人莫名其妙之感。

 

簡而言之,「入鄉問俗、入鄉隨俗」乃世界公理,遑論各國律法有所不同,尊重、配合方為安穩雲遊四方之道、方為遠道而來受人歡迎之朋。李明哲自視人權鬥士,隻身前往中國大陸,於大陸國土上恣意而為,贈閲書籍、協助募款予民運人士家屬及協助管理所募公益基金等,難以盡數,或許李明哲對此等行為不以為意,但未必表徵大陸律法對此等行為無須介懷。因此,李明哲案,應予彰顯者應為渠蔑視大陸法令之傲慢,而非如李凈瑜等人所欲強調之彰顯中國大陸法治如何需要改進。

 

「促進人權改善」並非為所謂NGO工作者提供一個無限上綱、漠視各國法令之保護傘,李凈瑜等人所述似是而非,甚至睜眼瞎說,無視前揭中國大陸刑事訴訟法之規範事實,甚至興風作浪、大行兩面手法,一方面指責蔡英文及民進黨政府置若罔聞、援救不力;另一面則向世界蔑稱大陸迫害、人權保障不彰。更引來無知者將2016年5月20日後,因蔡英文及民進黨政府改弦易轍而陷入凍結之兩岸關係,與李明哲案穿鑿附會,大談李明哲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係兩岸僵局下之警訊等,全然未回顧檢視李明哲所為言行,何以會在大陸法體系下構成犯罪,從根本上便欠缺對大陸法體系加以理解、尊重之態度。此類評論,展現者為另類的無知與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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