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權力過大 卻無退場機制

天境傳媒 - 社論
社論HeadlinesLegalNationPolitics社論2017-05-03

蔡英文上任後召開的司法改革會議,其中一個議題為檢察官之定位與檢察體系未來之走向,問題叢結圍繞著檢察官之定位究竟為司法官或行政官,認為屬行政官者,係以落實檢、審分立、監督法官為立論;認為兼備司法官獨立性者,說理要旨在於行政官需遵循上令下行之行事理路,檢察官若為行政官,將有使政治黑手有伸入、干預偵辦之風險。該議題並開展出5個子議題,包括:(1)檢討環境案件偵查與訴訟程序、(2)法官、檢察官的多元晉用與監督,但不包含退休給付、(3)檢討法官、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功能,或建置法律人基金會的可行性、(4)檢察官的法律定位問題及(5)檢察體系的組織檢討。要言之,對於長期以來為人詬病的檢察官權力過度膨脹、檢辯失衡、當事人地位不對等環節,並未多加置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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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其諷刺,在「恐龍法官、奶嘴檢察官」成為百姓內心不良印象時,蔡英文主導的司法改革會議卻鴕鳥心態地對此存而不論。近日民調統計更指出,民眾對法官與檢察官的不信任度與不公正度調查,各高達84.6%與76.5%,簡直接近信用破產。而現有之「法官、檢察官評鑑制度」缺乏實效,蓄意迴護、從輕縱放,亦不乏其例,遑論評鑑委員並無懲戒權,隊有爭議案件,仍須透過移送監察院加以彈劾,然可笑者為,人民本即得以直接向監察院陳情,因此,評鑑制度之設計簡直多此一舉。在此情況下,「檢察官係司法官或行政官?」此一定位之釐清,顯然並非當務之急。

 

近年檢察官濫權、濫訴之比例過高,百姓隱忍已久,當民意拒絕使檢察官繼續坐擁過分膨脹之權力時,檢察體系卻仍妄想與法官擁有相同的權力及待遇,此等司法改革議題取向即已背離民心。簡而言之,諸如偵辦太極門案的『侯姓檢察官』、或以訊問辛辣、屢屢使受訊問人感覺受到恫嚇等不正訊問,並因此遭監察院糾正而於鏡頭前落淚辯解的臺北地檢『楊姓檢察官』等著名案例,台灣檢察官濫權、濫訴偵查之情況屢見不鮮,當刑法第125條濫權追訴罪因缺乏案例而實際上成為假條文時,如何抑制檢察官之權力,方為司法改革會議首應重視之事。

 

再以前揭臺北地檢『楊姓檢察官』為例,其曾因偵辦台東縣賄選罪,在偵訊過程中以「王八蛋」、「幹你娘」等粗俗言語辱罵被告,更以羈押對被告進行威嚇而遭新聞報導,引起輿論沸騰,被封為「囂張惡檢」,但該檢察官持續我行我素,於臺東賄選案後遭調至臺北地檢,依舊傲慢不改其風。其因行跡備受爭議,無法升任為主任檢察官、亦無法升調至二審,但因身分保障因素,故無法輕易使其退場,此等顯然不適任檢察官職位之人,竟因濫用制度對其身分之保障,而自在瀟灑地於臺北地檢作威作福,持續荼毒受偵辦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甚且,在有當事人向監院陳情檢舉,監察委員即將對其做出糾正、彈劾之前,該楊姓檢察官竟上演「下跪戲碼」,該案最終因而不了了之,但遭受其不正訊問折磨,甚至「有罪推定」而無端被起訴,飽受訴訟勞苦之清白人士,則僅能無語問蒼天。當權力設計毫無節制時,冀望坐擁權力者能知進退、展現自制,無疑為一種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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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刑事訴訟法雖幾經修正,但現制下,偵查中檢察官之權力仍過度龐大,以「偵查中限制出境」之發動權仍歸檢察官享有為例,在商業涉訟中,不少公司負責人即因缺乏企業治理常識與經驗的檢察官率性發動限制出境,而錯失商機。既然限制出境亦為對於人身自由基本權之一種限制,則理應全面回歸法院審查,而非淪為當事人一造之檢察官,取巧蒐證之武器。近幾年刑事訴訟法之修法,雖強調加強辯護人之實質辯護,例如賦予犯罪嫌疑人於偵訊前「至少一次」與律師的會晤權、偵查中律師的羈押閱卷權等,然而,在當事人(檢察官、被告)地位失衡的前提下,再多的對被告實質辯護保障的強調,皆屬枉然,皆搔不到癢處。

 

司法官(檢察官)的退場機制、檢察官權力的過度膨脹,為台灣司法持續存在的荒謬沉痾,本為司法改革會議應加以剃除、修正之物。然而,在蔡英文機關算盡之下,竟然石沉大海。蔡英文僅欲以召開會議來宣洩異議者的不滿情懷,而未曾思及承擔制度修改與立法成敗之責,於是司法改革會議必然難有共識、也必然難以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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