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 暴民的不服從

天境傳媒 - 社論
社論CelebritiesHeadlinesLegalPolitics社論2017-04-03

近日台北地院煞有介事地援引「公民不服從」概念,為2014年3月18日林飛帆、陳為廷等人滋事者,為抗議《服貿協議》的審查,而率眾佔領立法院等行為解套,做出無罪判決。當初林、陳等人因採行暴力之抗議舉動,使「318太陽花事件」沾染上臭名。回憶過往,抗議當時,該等鬧事者因行為過激,而未能廣泛地引起全台人民之共識,接連著出現攻佔行政院等荒唐戲碼,輿論上亦出現已背離抗議本質之質疑。因此,陳、林等人之行為,於事後遭台北地檢署以違反《集會遊行法》、煽惑他人犯罪等罪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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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地院於無罪判決中,破天荒地援引內容極度空泛而危險之「公民不服從」概念,作為無罪判決之依據,並且非常有學問地在判決中,闡述「公民不服從」之七大要件為:

(1)抗議對象是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的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

(2)須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的目的、

(3)抗議行為須與抗議對象間具有可得認識的關聯性、

(4)須為公開及非暴力行為、

(5)須有適當性原則,即抗議手段須有助於訴求目的的達成、

(6)須有必要性原則,也就是沒有其他合法、有效的替代手段可以使用、

(7)須符合狹義比例原則,也就是抗議行動所造成的危害,須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的利益,且侷限於最小可能的限度。

 

裁判與時俱進、旁徵博引,本為美事,然而,直視台灣法律系大學教育,對於「法理學/法律哲學」長期漠視,遑論對於法理學中,法服從論內之特殊理論「公民不服從」,換言之,公民不服從之概念,在法律系學生腦海中,為冷門當中之冷門!甚至多數法律系畢業生,在此判決做出之前,根本不曾聽聞「公民不服從」為何物!台灣向來為哲學沙漠,法律人養成過程中,對於具哲理思考之能力,簡直欠缺,遑論未若德國。在此情況下,即便通過司法考試認真念書的學生,亦不可能一夕通曉法理學/法律哲學,然而,本件承審法官竟然於裁判中直接援引不存在於現行任何一部法典中之公民不服從概念,作為判決之理據,判決是否違背法令,留待上訴審說分明,但敢於判決,則僅能讓人美哉此等近乎盲目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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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從判決中所列七大要件加以檢視,邏輯矛盾顯而易見,試問:當被抗議的對象即與政府出現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時(要件1),要求抗議者服膺「須有適當性原則(要件5)、須有必要性原則(要件6)及須符合狹義比例原則(要件7)」,簡直匪夷所思,以這些鬧事者朗朗上口的苗栗大埔藥房遭拆案為例,難道眼見怪手上門即將施作,藥房老闆尚須檢視其抗議行為是否適當、必要,及是否是最小傷害手段?承審法官恐怕未曾親歷過抗議現場,遑論以社會行為觀之,一場抗議行為之分析,不會只有法律,心理學中尚會出現「團體迷思」,亦即群體出現不理性!要一群集體陷於不理性之人,進行理性分析,此等見地,簡直係久住學術象牙塔之長髮公主,腦海中的美好幻想!

 

再者,對於「抗議對象是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的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裁判所述定義亦未完整,蓋公民不服從概念,除須重大不義外,尚須百姓普遍「忍無可忍」,試問,當年對於鬧事者,輿論尚有抨擊過列過激者,則何來普遍忍無可忍之處?裁判定義看似客觀完整,但實則每一要件皆易流於恣意主觀,挺藍民眾可能認為鬧事過激,挺綠民眾則可能以為恰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道,裁判取巧之處在於變相討好兩邊民眾、裁判可惡之處則在於直接使觀念兩相歧異之民眾,撕裂更鉅!

 

雖然學理上公民不服從概念係賦予少數人以涉及違法行為方式,對群體進行吶喊、呼喚,渠等基於「社會良知及正義」等公共利益,而不得已所選擇的一種手段,希冀喚起多數人認同的非常手段。然而,前以述及,此等概念過分空泛,易於淪為各種暴力衝突之保護傘,且團體出現迷思,於心理學上並非難以想像,法官純粹以法律學中之冷門理論,作為裁判立基,恐怕忽略了裁判本身,亦為一種社會現象,法律人的腦袋一旦只有法律,說出來的道理,往往十分可怕。

 

回頭檢視現行法體制,既有之刑法理論並非無法提供解套方法,刑法之「責任(罪責)」層次中,有所謂「期待可能性」之概念,亦即但凡行為人為行為時,客觀上如無法期待其將為服膺法律之舉,則可免除其責任,不予成罪。亦即,本件參與太陽花事件之熱血年輕人,若法官認為依照傳統觀點,對於學子鬧事,援例優渥處理,則大可引用前術「期待可能性」概念,不予成罪,而非引用自己都不知道在寫什麼的「公民不服從」概念,作為無罪之理由。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從來為當然之理。然而,蔡英文主政後,竟連司法都吹起一股莽撞革新之風。本件承審法官洋洋灑灑地羅列看似具體之七大要件,實則大開日後暴力抗議之方便之門。

 

當潘朵拉盒子遭無知之士輕易開啟後,台灣從此多事矣。按照民進黨之標準,從此之後法院為民進黨開的、為蔡英文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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