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良 貨幣政策的“度” 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

天境傳媒 記者 張嘉瑩 臺北 報導
專家論壇EconomyPolitics專家論壇2017-03-30
(漢唐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國良)
(漢唐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國良)

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3月26日分論壇第32場之題目為「貨幣政策的“度”」,主持人為悉尼先驅晨報國際主編『Peter HARTCHER』,與談人分別為巴基斯坦前總理、前花旗私人銀行總裁『Shaukat AZIZ』、迪拜金融服務管理局 CEO『Ian JOHNSTON』、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李稻葵』、日本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政井貴子』、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人。

會中,周小川提出長期改革的三個關注點:一是強調消費者需求和家庭需求;二是加大基礎設施的投資;三是從製造業轉型到服務業。並進而表示,隨著數位化,現金數量大幅度下降,公眾都使用電子錢或者是其它數位貨幣,錢都在帳戶當中,銀行就可以收負利率。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也許負利率可能會成為一個比較好的選擇,比直升機撒錢更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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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ukat AZIZ表示,發達國家使用貨幣政策比新興市場國家更多,但是依靠貨幣政策只能幫助你出門,但是不會幫助你到達目的地,現在貨幣政策所能夠帶來的影響已經達到了極限。想要獲得可持續性發展,需要同時關注其他政策,例如財政政策,但是更為重要的是要進行結構性的改革。Shaukat AZIZ並指出結構性改革是痛苦的,必須在政治上付出代價才能進行結構性改革。改革一定會遭到阻力,政府自上而下都要對自己有信心,並願意付出政治上的代價,每天去對付工會和抗議,只有這樣改革才能拿到好的結果。而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在機構性改革時都需要注意以下四點:一是改變公眾的心態才能夠進行結構性改革;二是改革的成本必須得到管理;三是改革日程並不是全面同時鋪開的,選擇時機非常重要;四是要預估改革的後果。

Ian JOHNSTON則認為,貨幣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漸削減。貨幣政策是一個回應性政策,當經濟出現問題時,中央銀行可以採取回應性政策,但是結構性改革可以促進國家經濟繁榮。

李稻葵指出,金融危機是集體壓抑的結果。如果我們在前一天晚上喝了太多的酒,第二天早上當我們醒來的時候會感到非常的壓抑,要對抗這種集體壓抑,我們就要喝咖啡。貨幣政策就像我們早上喝的咖啡一樣,使我們集體壓抑得到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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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井貴子最後說到,結構性改革需要很長時間,也就是說,不可能在今天或明天就看到變化,要到十年後才能見到效果。

對上開議題,記者訪問漢唐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國良博士,徐國良表示,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早在2016年2月3日時,大陸國務院就發布了《關於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大陸在面對經濟當下的挑戰,僅從需求側著手已經很難有所突破,從供給側與需求側雙側同步入手改革,增加有效供給的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才是結構性改革。

查證資料出處:

  1. 博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官網http://www.boaoforum.org/2017flt326/30836.jhtml,最後瀏覽日2017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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