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 檢警雙偵查主體的理想與實像

天境傳媒 - 社論
社論國內社論2017-03-07

蔡英文之司法改革大戲,近日拋出「檢警雙偵查主體」議題,該議題肇因於檢察官案件量龐大、工作超載積勞成疾(例如2016年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即有檢察官工作過勞暴斃之例)。所謂「檢警雙偵查主體」係指警察職司對犯罪證據之搜集,檢察官則職司對該等搜集來之證據加以評價、分析。如檢察官之心證認為該等證據已足以佐證犯罪事實存在(即超過起訴門檻),則予以起訴,起訴後並由職司審判之法官加以審理、判決。一改目前「檢察官指揮警察偵辦案件」之「檢察官為偵查主、警察為偵查輔助機關」之模式,可大幅避免少年得志之「奶嘴檢察官」因過於年輕或成長環境過於單純,不諳偵查實務及脫離社會通念,導致離譜辦案、濫權追訴、二次傷害被害人、無端殃及池魚等弊端。

論者進一步指出,透過賦予警察若干「微罪裁量權」,可大幅降低檢察官對於微罪之承辦案件數量,例如對於刑期6月以下且事證明確之微罪,可直接由警察機關裁量,再交由檢察官備查,若檢察官認定不適宜,可改為起訴、緩起訴、不起訴等其他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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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警雙偵查主體」立論之基礎在於警察(官)辦案的實務經驗豐富,經多年來不斷改革,警察機關所為之法律判斷亦已達一定程度,故可承擔部分檢察官無力消化之案件,將對犯罪事實之證據蒐集權納入警察單位,使檢察官得以全心從事對證據之判斷分析,及研究是否構成犯罪而予以起訴,分頭並行、分工合作,可望改善若干目前偵查實務之缺失。

「檢警雙偵查主體」理論來源係源自於美、日等國,打造偵查雙元體系必以該國警察調查蒐集證據能力完善強大為前提,以美國為例,美國警察蒐集證據在「科學偵查」之主軸下,早已分工分流,從犯罪現場保護、跡證採集,到對證物之科學鑑識,如彈道、毒品鑑識、法醫解剖、病理學、測謊、毒物反應等,分工多元且日益專業,大部分對於犯罪因果關係認定之困難,皆在刑事鑑識過程中加以釐清,發展蓬勃,遂有「CSI犯罪現場」影集之推出。

反觀台灣,警察機關對於犯罪現場之保護意識未必具備,破壞犯罪現場之人往往為警察人員,例如於犯罪現場未開啟環狀封鎖線層層保護、蒐證過程不戴手套留下指紋、對跡證採集不夠全面(例如發現無名屍骨,僅知帶回遺骸,不知將遺骸周遭土壤連同取樣分析)等,諸多寶貴證據及科學偵查之基礎,均在台灣警察便宜行事的習慣下遭受破壞。

再者,台灣刑事鑑識單位多元,惟缺乏統一機構指揮監督,形成各擅勝場但未必結果一致之窘境,「科學鑑識」竟偶爾出現結果未必一致之情況,如何可稱為科學?加以台灣過往並不重視科學鑑識,以法醫研究所為例,設備老舊、環境艱苦,加以新、舊法醫因不同所學、不同傳承,遂有觀念之爭,如「法醫是否需判斷因果關係?解剖率是否須提升?」等議題,不同法醫學派即各說各話,爭執不休,甚至因以調查局官員或檢察官擔任法醫研究所主官,偶爾出現外行領導內行之弊端。遑論「法醫」因薪俸偏低,職位不具吸引力,早已出現青黃不接之斷層,當下法醫研究所整體政策雖亟欲振作再起,仍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多有英雄氣短之感慨。上述種種,皆可發現台灣警察機關相較於日、美,素質仍有進步空間,於此情況下,貿然推動「檢警雙偵查主體」,無疑坐視犯罪證據隨時間滅失,使真相永遠沉冤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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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論推動「檢警雙偵查主體」,日後必然面臨最大的不安因素,在於警察機關「師徒制/學長學弟制」之傳承風氣!此等風氣導致各派出所皆有自己獨特之問案、製作筆錄之風格,積非成是、似是而非之觀念盛行,法律判斷錯誤影響偵辦方向,甚至打草驚蛇或問案開花,案件量不減反增。「檢警雙偵查主體」之倡議,若仍停留在理論之雲端而逕行推動,必衍生出另一齣偵查實務之災難。

(擷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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