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 扭曲的228歷史圖像

天境傳媒 - 社論
社論國內社論2017-02-23
「我在道德上確實有罪,至於在法律上的罪責,則交由法官審判。」
-奧斯卡・葛洛寧(Oskar Gröning)

民進黨及蔡英文政府近幾年來不斷呼喊「轉型正義」,冀望再造社會的公民意識,使百姓正視以往歷史,以為未來的歷史做好正確的準備。轉型正義,概念本身其實並無可厚非,世界各國中目前以德國最為落實此概念。不同於其他不願意面對歷史過去的國家(如日本),德國在進行轉型正義工程時必須處理2個過往政權所造成的傷害,其一為納粹政權,另一為東德共黨政權。以前者為例,最著名的轉型正義工程乃自二戰結束後即開啟,伴隨紐倫堡大審而再次昂揚的「自然法復興運動」,強調在國家法令體系之外,尚有一個至高至善的「自然法」須加以咸遵,因此納粹軍官不能以彼時係執行國家法律(如屠殺猶太人)等,作為免除刑事責任的理由。德國對於納粹的訴追,直至去年(2016)尚有號稱「奧斯維辛會計」(accountant of Auschwitz)的前納粹親衛隊(SS)成員,「奧斯卡・葛洛寧(Oskar Gröning)」受審案,走上被告席時,其已高齡93歲…。

然而,在德國推行轉型正義具備正當性,係因納粹執政時對於猶太人的屠殺等戰爭罪刑,係在國家機器指揮全民參與的情況下,加以實施。這直接導致戰後德國父母輩不敢對成長於戰後嬰兒潮的子女提及自己年輕時的過往事蹟,社會氛圍巧妙地出現「集體記憶的遺忘」,罪魁禍首不自覺地簡化成希特勒及納粹黨。於是不斷有必須正視歷史、承擔責任的呼聲,強調反省之外,更須反思,凡描述此類事務的文學作品或電影,如《我願意為你朗讀》、《希特勒回來了》等,皆為賣座之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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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228事件,近十幾年來在民進黨及相關團體不斷宣揚下成為顯學,蔡英文更是以德國轉型正義模式做為號召。大張旗鼓的官辦研討會、追思會,設立紀念碑、舉行紀念活動甚至編撰至教科書中。同時不忘對蔣中正、國民黨黨產、中正紀念堂、蔣氏父子之銅像、錢幣、機場名稱、各地路名等,進行鋪天蓋地的清掃。新的意識型態的型塑,正在轉型正義的大旗下復僻,民主進步黨正走向幾十年來他們所反對的道路。

歷史在各朝個代,都只是一種片斷式的集體記憶,蓋資訊永遠不可能全面流通,而恰好意識形態不應藉由國家機器加以型塑。因此,在台灣,轉型正義只能是一種社會現象,應該由人民自發而非由政府主導。國府遷台時,帶來的除了官員之外,還有200萬餘的百姓,228事件並非由國家機器指揮這群人對台灣人進行迫害,這點是在德國討論納粹,與在台灣檢視228的最大的不同。

歷史上應對228事件負責的,只有政府,沒有百姓,因此轉型正義的工程,台灣不能完全仿製德國!德國人不敢提納粹,是因為羞愧;台灣人不敢提228,是因為忌諱。然而,當威權時代過去,忌諱不在之後,對於228事件史觀的重塑,轉型正義其實毋庸過分強調,台灣的父母,並不需要因為228事件而愧對他們的子女。尤其當這些人在台安身立命、後代融入台灣社會後,由政府主導的228事件的重新檢視、歷史重塑,稍一不甚,都可能導致族群撕裂、社會對立,遑論部分運動者對此部分的反思不足、甚至受復仇之心侵蝕,於是當少數激進者主導228事件的歷史話語權時,我們看到的,並不是正義,而是追殺。

歷史不能遺忘,但歷史話語權亦不能再次受到壟斷。對於228事件,政府應做的是不斷的機密檔案公開、大量對於耆老的口述歷史的積存,而非取悅民眾,崇尚主流意識,試圖對於任何過往,重新加以「定調」,果如此,蔡英文與蔣介石有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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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歷史受到政治介入,歷史即不再單純。學習歷史,要是在歷史傷痛中尋覓走向未來的堅毅力量;了解歷史之本意,亦非因此而持續活在陰影之中…。

228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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